金字旁的女孩名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除了没当过医生，顾焕明几乎在医药的整个利益链条的岗位上都干过。如果，他自己做公司，目标是3年做到1000万。“因为药品怎么从药厂到医院，我都很熟悉，所以现在跟别人谈事情，语速快一点能让人觉得我很专业和强势。” 他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已经有一些人从制药企业分离出来，从比较大的医药公司拿了药，自己送过去，自己收款，在国企领一份工资，甚至还做一份兼职。这批人就成了配送公司和医药代表的鼻祖。“在那个时期，他们获得了足够的原始资本积累，现在他们很多已经退居幕后，操控着中国几家比较大的配送公司。”顾焕明说。 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，但这样的公司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。顾焕明解释说，只要制药企业没有自己的营销队伍和渠道，这些工作就只能由配送公司和医药代表来完成，在经年累月的关系交际中，医药代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医院最为紧密的合作伙伴。 几年前，他曾经代理过一种新药，但通过正规的渠道（招投标）用量极少，后来就改成了临床促销。顾焕明发现临床促销有几个好处，一方面不用走正规渠道那种繁琐的手续，另一方面只要跟带组的医生进行利益分成。所谓带组，是指副教授级的医师带领手下的医疗小分队，通过集体的力量，共同推销利润比较高的药物。“我只需要告诉他这个要刻意用在哪几类患者身上，然后一盒给他50元回扣，销量很快就会上去了。”顾焕明说。 但从事了另一个药物的医药代表后，顾焕明发现医生这个行业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。那一次他代理的并不是新药，相反，在没有通过医药代表在医院里进行攻关的前提下，药品的销售量一直令人满意。顾焕明觉得，“我没有去做工作就卖得那么好，如果跟医生拉拉关系，岂不是能翻好几番？”此后，顾焕明约上了用药最多的副教授吃饭，“当时他就问我，这个药他用了好多年都没有人来找过他，我当时马上赔礼道歉说工作不到位。”顾焕明以为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，但没想到几周后，这个药的用量大幅减少，“他可能是用这种方式跟我索要回扣，但是我后来再也没有去找过他，几个月后，销量又回到了以往的水平。”尽管对顾的工作没有造成什么影响，但他还是觉得这一行过于现实。 顾焕明觉得，尽管薪水少一点，但是像师妹苏金巧一样，从给医生回扣转变为助力医疗行业的学术提升，至少心里不会太纠结。 在顾焕明看来，如果取消以药养医是一把刀，这把刀仍然无法斩断药厂、药商、地方等各个环节之间的利益关系。 现在已经进入制造医疗器械的顾焕明，已经能切身感受到生产厂家的生活了。以100元的药为例，扣除原料、水电、人工以及17%的税，剩下可能就只有20元的利润，但作为药厂，还需要打点关系，最后剩下的利润通常只能维持在10%至15%。 另一方面，以广州为例，要入选广州市某区的药品招标目录，一旦中标，还需要缴纳100万元的金，“这只是一个区啊！一年一百万，那什么时候能把这一百万赚回来？所以在药品的流通市场中，中间商并不是暴利行业。” 而随着对药品进行价格调控，要求部分药品降价。这个压价的措施一方面是通过招投标，另一方面是的调价，但作用并不显著。真正起到作用的是，国家对进口药品的价格的调控。以2010年为例，国家发改委决定从当年12月12日起，降低头孢曲松等部分单独定价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，涉及抗生素、心脑血管等十七大类药品。调后价比现价平均降低19%，预计每年可减轻患者负担近20亿元。其中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卡托普利（商品名：开博通，12.5mg×20片）价格从34元降到22.1元，降幅为35%；罗氏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（商品名：罗氏芬，1g注射剂）价格从93.8元降到65.7元，降幅为30%。 “对进口药品的大力压价，实际上就着国内厂家降低药品价格，同样是罗氏芬，进口的才卖65.7元，国产的凭什么也卖同样的价格？所以这就逼着国内药厂降价，一降价，就意味着压缩成本。”顾焕明认为，压缩成本，是催生类似毒胶囊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这令不少医药代表认为，取消以药养医，实际上对医生无法造成明显影响，尽管少了药价加成，但由于对公立医院发展的思维和监管没有变化，因此即便取消以药养医，也没有任何作用。 “实际上15%的药价加成，是为了养医和补医，这两者都是应该做的。现在说我们有钱了，我取消那个药价加成，我来给你补贴，即便是补贴了，对于一个医院来说，这仍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笔收入。” 顾焕明已经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医药代表生涯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个需要交易的职业，交易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着自己的职业未来。他说，自己不讨厌交易，只是希望随着行业规范，让这种交易置于阳光之下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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